陶潜是有名的田园诗人，是公认的“千古隐逸之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堪与屈原、李白、杜甫比肩的伟大诗人。闲翻《陶渊明集》，发现他常以诗教子。

　　读《与子俨等疏》，我们知道陶潜有五个儿子：俨、俟、份、佚、佟。陶潜在二十九岁时就写过一首《命子》诗。《册府元龟》收录此诗题作《训子》。《命子》也就是训示儿子的意思。这首诗共十章，其一为：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钟嵘评论陶潜的诗歌时说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诗品》)，这是说陶潜诗歌简练而无冗赘之语。

　　而他的《命子》诗我们当然不能说是“长语”，但是，这首诗确实在陶潜的诗歌中算较长的了，可见他对陶门祖上遗风的强调和对自己子女教育的关切。最初得子的喜悦和他对下一代所寄托的殷切期望在《命子》诗中敞露无遗。陶潜给儿子取名为俨、字求思就是很有深切用意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孔子的孙子那样有所成就和作为。孔子的孙子叫孔伋，字子思，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被尊为“述圣”，著有《子思》二十三篇，据说《礼记》里的《中庸》也是他的作品。陶潜希望自己的儿子俨也要像子思一样有出息。所谓“求思”，当然是想俨向孔伋看齐，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作为。这不仅反映了陶潜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秉承陶门家风，更表现了陶潜对儿子的厚望，像子思一样有所建树，反映了陶潜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陶潜还写过一首《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是陶潜四十一岁归田隐居之后的作品。诗人对五个儿子不喜欢读书学习(不好纸笔)是有些担心的。大儿子俨(小名阿舒)已经十六岁了，可是对学习总是没有热情，懒惰得振作不起精神。二儿子阿宣(俟)已经十五岁了，可仍然不喜欢读书作文；阿雍和阿端也满十三岁了，但是还不识数。最小的儿子阿通已经九岁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要零食吃。这样的儿子当然会令人忧虑和担心了。陶潜这样达观豁朗的人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子考虑未来了。

　　陶潜的这首《责子》，曾经引起后人的争论。唐代杜甫在《遣兴五首》之三中写道：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意思是说，陶潜那样豁达乐天的诗人竟然在意自己儿子的前途，对儿子们的贤和愚那样不能释然于心，老是萦系胸怀。这当然是对陶潜《责子》诗引发的议论。而宋人黄庭坚从另一角度来理解《责子》诗，他说：“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豫章黄先生文集·书渊明责子诗后》)按照黄庭坚的理解，陶潜的《责子》诗是陶潜用调侃的手法，戏谑的笔调，表现了诗人与儿子们的亲情。所谓“责子”，并非正言厉色的呵斥，而是以诙谐逗趣，展示天伦之乐。

　　仔细琢磨陶潜这首《责子》，不能说丝毫没有逗趣戏谑之意。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陶潜的五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天赋和过人的聪慧，下一代的成长是不尽如人意的。这大约是陶潜望子成龙的心较迫切，造成的希望与现实较大的反差，引发内心的忧虑吧！如果再把杜甫的诗歌作一番推敲，可能有助于对陶诗底蕴的把握。杜甫在《遣兴五首》中分别对庞德公、陶潜、贺知章、孟浩然的身世遭遇予以唱叹，笔调庄重，似乎难以窥见戏谑的影子。我们认为，陶潜虽很在意自己下一代的成长，但并不妨碍他的乐天和达观。“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答客诮》)

　　有所追求而又不执著于追求，理想不能实现并不意味着理想的虚幻和对理想的放弃。适当调节自我适应现实生活的陶潜，本身就是一种达观，他希望下一代超过自己，过一种比自己更有意义的生活，这不仅是作为长辈的责任，也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正是“竹林七贤”中的放诞之士，却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像他们那样打发人生。应当说，陶潜对子女“贤与愚”的挂念是可以理解的，完全应当的，也与他的达观并不相悖。

　　《责子》的最后两句值得推敲：“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说明陶潜虽然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却并不主张揠苗助长，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子女，施行不看实际情况的强制教育。而是顺应自然，尊重客观现实，只对教育对象给予必要的诱导和辅助。他的态度是“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黄海铭 周仁忠)